2021年2月27日 星期六

就算英文沒學好,人生也沒有損失與煩惱? │ 楊斯棓醫師



如果你衷心認同「就算英文沒學好,人生也沒有損失與煩惱」,那這本書你不但不用往下翻,這輩子更不該「浪費」力氣學英文。

請注意標題的問號。我不把答案說死,正因為能說服你的,只有你自己。

你得自我拷問把英文學好究竟對人生有什麼好處。

而什麼又叫「英文好」?

聯考、檢定的英文分數高就等於英文好嗎?你身邊應該不乏一些大考高分,但無法跟外國人聊天五分鐘以上的人。更何況,瞎扯閒聊易,能做生意難。

我舅公大學聯考英文成績並不算頂高分,但他有本事開貿易公司,跟世界多國上下游夥伴用英文談妥生意賺了不少錢。你說他的英文好不好?

醫院的資深主治醫師帶著住院醫師討論病例時,資歷跟經驗讓他無時無刻不意氣風發,但當他被通知要出國開會時,內心小劇場還是會出現一張張:怕.jpg。

怕什麼?人在國外開會的時候,舉手發問、回答問題、主持會議時,或許還有把握,但在Gala Dinner講英文時,一個動詞用錯,怕可能因此冒犯別人;一個酒標不辨,怕可能因此沒辦法讓興致勃勃的keyman聊下去。

我妹夫任職外商,升職不久後,公司針對來年發展舉辦英文簡報比賽,連美國的大老闆都專程飛來聽。那一次競賽,妹夫拿下冠軍,短時間內,再度被提拔升職。

良好的英文簡報能力跟職場升遷有沒有關係,這還需要辯論嗎?

當台灣還未時興Uber時,有一次我到台北車站,去B1的候車處等計程車。

當時最前面一台車似乎載客不順,有四位年輕人邊下車邊跟司機對罵。後來我坐上那台車,車上聽司機解釋,原來是他跟那四位韓國人無法用英文溝通,所以不歡而散。

如今固然因為武漢肺炎少了許多國際旅客,城市風景不同往日,否則以台北這種國際城市,各行各業(餐廳、髮廊、SPA館)都該把自己準備到一個能做外國人生意的狀態。

本書作者曾知立是希平方HOPE English 創辦人,著作等身,粉絲數十萬,大方分享自己求學過程中的劣勢與優勢。

避談劣勢,是人之常情;談優勢時藏步留路、亦合乎人性。

曾兄反其道而行,大方談劣勢之餘,亦公開優勢何在,這是本書價值所在。

這幾年講到學習,很多人鸚鵡學舌,喃喃「一萬小時」,以為光這四字就是硬道理。試問多少人英文學了一萬小時,若去美國連買麥當勞都氣喘吁吁。

《練習的力量》一書,我曾做序,濃縮該書為十二字箴言:有教練,常常練,要意見,要改變。在此之下的一萬小時,才有意義,否則只是陶侃搬磚。

跟曾兄彷彿心有靈犀,他大作《英語自學關鍵教練》的第一章就是:嘿!關鍵在教練!

曾爸爸是一位語言學習高手,自學英語、阿語、德語成功,是曾家兄弟的王牌教練。在曾教練帶領下,曾家兄弟青少年時期常常練,有曾教練即時回饋的意見,英文程度由魯到強的改變,就顯而易見。

我們沒有曾爸爸當教練,但有希平方精準設計的課程讓我們好消化,不貪快不貪多,一點一滴做出改變。

我奢侈的希望有一天還能讀到曾爸爸自學德語、阿語成功的專書。

《亞洲未來式》:見樹又見林的理解亞洲 │ 楊斯棓醫師





台、港、新三地史,應該一起讀


台灣曾為日本的殖民地五十年,新加坡、香港曾為英國的殖民地(前者123年,後者156年)。爬梳台灣、香港、新加坡近代史,不難理解為何舉世愈來愈不敢低估亞洲。

新加坡、香港的發展起步,早於台灣。

1819年,英國人史丹福·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把該新加坡從簡陋漁村建設成現代港口。

1841年,香港開啟了港英時代。1904年,已有路面電車。

1895年,台灣開始受日本統治。國民政府時期的教科書多把台灣定位為:「天然資源不足」,這種論調,恐讓李光耀發笑。

1970年,李光耀探討當時台、新、港的人均收入,台灣遜於新、港,但在李光耀眼中,「台灣還擁有更多天然資源」。

李光耀曾分析,新、港起步早於台灣,他說:「英國人開闢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從頭做起的。台灣卻是日本人接管過去的一個定了型的中國地方(前一個統治者為大清帝國)。其次,香港和新加坡一向比台灣容易和西方接觸並受到影響」。

新、港兩地,傳統中華文化跟西方現代文明迭有衝突,但也因此加速改革腳步。

香港起步後的五十年,台灣開始被一心脫亞入歐的日本統治,但當時,日本只不過把台灣視為一個農業經濟區,而非工業經濟區。台灣人連要辦一所中學校,都得由台灣人自己捐地捐錢,日人不那麼積極的全面培養本地人才。(台中一中由本地仕紳林烈堂捐地一萬五千坪,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辜顯榮、蔡蓮舫等十七人捐了二十五萬元)

台灣的工業化,遲於新、港,這是大時代的命定。


從雙語政策到繁簡抉擇,李光耀有其靈敏嗅覺


台灣目前通行繁體字(或稱正體字),前總統馬英九曾數度拋出「識正書簡」的風向球,但台灣社會至少在其八年任內普遍未能接受。

香港過往也以繁體字教授下一代華文,甚至以粵音來教導學子唐詩,這點台灣遠遜於港。在台灣,國文老師多以北京話教導學子朗誦之,許多老師並無足夠信心以中原古音誦讀唐詩。識者皆知,台語八音,粵語九聲,無論以粵語或台語來朗誦詩詞,更合平仄。

1969年之前的新加坡,通行正體字。

而正、簡體字孰進孰退,1969年之後的李光耀,已有新想法。

李光耀的願景是打造一個「大量消費的工業和工藝社會」,這個願景的前題是教育能普及。然而,若欲普及教育,在正體字與簡體字之間二選一,李如何盤算?他認為「艱深難學的(正體中文)字很難在老百姓群中普及,不適於工藝化社會」。

李光耀觀察,港、新兩地的華人被英國統治,反而「有機會擺脫艱深(中國正體)文字的束縛」。

1950年,中國國務院第一次推行《漢字簡化方案》。

1969年至1976年間,新加坡嘗試使用自行簡化的「新加坡漢字」,但1976年之後,新加坡完全跟著中國的簡化字走,新、中兩國最大的差異,是新加坡的雙語政策。

李光耀花了十五年拍板雙語政策,他首尊英文,因為他看到幾個重點,其一是「由於經濟上的理由,英文至關重要」,英文夠好,就有機會跟全世界做生意。

其二是「確保新加坡人能以英語作為各族的共同溝通語」,若然,就更將新加坡舉國凝聚成李登輝說的「生命共同體」。他持論「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國家,我們至少需要有一種共同語言來互相交談,最終我們將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

雙語政策指的是,中學以前,華語、馬來語或坦米爾語是必修課程,新加坡人必須根據其族群選擇其一。在李光耀的擘劃下,「英語應該會成為不同種族集團之間的共同語言,而華語會成為不同方言集團之間的共同語言。」

李光耀打從心底希望新加坡人多學語言,因為「它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鄰國和他們的文化。」他鼓勵新加坡的馬來兒童應該能識馬來諺語以及《聰明的小鼠鹿》那樣的民間故事,而印度裔的新加坡人應該能識《拉瑪雅那》或是《瑪哈巴拉他》那樣的傳統故事。


他山之石,台人究竟有無勇氣借鏡?


在下熱愛台語、粵語,但在下此刻亦持論,台灣應將官方語的第一順位,以英語制定。各行各業的台灣人有能力即時接收英語世界的資訊,商業英文、社交英語的能力俱屬上乘,才能在中國的威逼下,走出一條活路。


從被掐住水喉到逆轉局勢


李光耀說,他從建國第一天起,就深切體會水的重要性。二戰時,二十多歲的李光耀觀察日軍進攻新加坡前,就把從馬來西亞柔佛輸水到新加坡的水管炸毀,讓駐守新加坡的英軍,無水可用。結果無水可用的英軍,兩週內投降。

新、馬分家之際,李光耀本來確認過馬來西亞會遵守新馬水供協定,結果新加坡獨立幾天之後,馬來西亞就出言恫嚇新加坡「若不聽話,就斷水供」。

李光耀很快領悟到,如果新加坡水喉被掐住,「永遠淪為馬來西亞的衛星國」。

自此,新加坡努力提高自己的籌碼,許多新加坡的水務公司有能力輸出水資源再循環的技術跟經驗給中國、印度、中東。

柔佛河坐落馬來西亞,那是馬來西亞的幸運,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賣大把生水給新加坡。

匱乏的新加坡鑽研廢水處理技術,以有能力將海水淡化成自來水,將廢水變成飲用水,飲用水還可以賣給馬來西亞,從缺水小國一躍成水務強國。
            
新加坡政府善於審時度勢,一旦發現受制於人的局面,不會妥協坐視,反而積極鑽研別人不願投注資源時間發展的技術,最終得以逆轉局勢。

缺水之於新加坡可以讓我們思考,我們缺什麼,有沒有機會學新加坡的籌畫跟執行能力,反過來成為那個領域的技術輸出國?

很多時候,新加坡之道,可說就是亞洲之道。




帕拉格‧科納(Parag Khanna),任職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為資深研究員,其大作《亞洲未來式》,正是讓我們欲見樹又見林的理解亞洲。

面對瘟疫,舉世愈來愈無力? │ 楊斯棓醫師



《後疫情效應》作者札卡瑞亞去年七月十四日曾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談台灣的防疫。

台灣以二十幾萬人隔離兩週的機制,換取兩千三百萬人的如常生活,相較於某些國家嚴峻封鎖,連許多商業行為也為之停擺,札卡瑞亞的書中段落,對台灣多所讚許。


李文亮醫師的警鐘聲響


前年十二月,全球氛圍詭譎,中國武漢李文亮醫師的警鐘聲響,揭示頑強的病毒肆虐人間。

對我來說,壓力自是加倍,家父日漸退化的腎功能,已達洗腎標準,去年一月中旬凌晨,血壓飆破兩百,喘不過氣,急送急診,幸能保命。自彼時起,規律洗腎,那時舉國對新冠病毒的焦慮指數日漸飆高,頓時高鐵無人,航班全斷,股市崩盤,一罩難求,哀鴻遍野,全球皆然。

笑得出來的人,固然有,但絕對是極少數。

譬如有一位台灣人張明華,疫情日益嚴重之際,他在烏克蘭旅遊兼學語言,他見證了烏克蘭從自由活動到被嚴加管制的變化。烏克蘭等東歐國家本屬全球相對疫情輕微的地區,隨著疫情四起,在西歐工作的數萬烏克蘭人返國,感染人數因此遽增。

烏克蘭怎麼做呢?「關閉國境、所有外國人不得入境,全體國民從三月十二日起,實施為期六週居家隔離。除了販賣民生必需品的超市和藥房,所有商業行為一率關閉;學校、餐廳和公開聚會全面停止;室內地鐵、巴士與城際交通也全部暫停。」

這個做法,收效不佳。

病例沒有如預期減少,反倒增加,封城時間因而數度延長。

郵輪業跟賭場業一定排的上受重傷產業的前十名。張兄身處異地,利用投資專業,閉關研究最被嚴重低估的公司,從中獲取豐厚報酬,他是罕見的贏家,還將此經驗出書。

這是一個準備好的人,遇到一場意外的漂亮接球。


捷安特曾記取教訓,早做好準備


另一個贏家是台灣的腳踏車相關產業。

巨大董事長杜綉珍去年中受訪時明白表示:「我們真的是這一波新冠病毒的受益者。」

凡傳染性疫病大流行,搭乘大眾運輸當然有被傳染疫病的風險,如果是一個未封或已解封的城市,許多人的移動選擇,當然想反璞歸真,騎腳踏車。

巨大不是被鳥屎般的機會砸到臉上,而是從過去教訓中記取經驗,疫情之初,他們了然於胸:「從SARS經驗,我們就知道這次市場會Boom(蓬勃發展)。」

前年九月底,我把自家診所吹熄燈號,專心照顧年事已高的父母。過去營運期間,診所常備一定數量的N95口罩,結束營運時,口罩仍在倉庫。

在下平時就有戰時思維,正是書中提到的「戰略醫療儲備」的概念。作者說:「美國確實有這樣的儲備,但數量有限而且經常被忽視。」信然,一個國家、一間醫院、一間診所,尤其得有這樣的思維跟準備,不能去算坪效損失,而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縱使十年一遇,若無準備,將措手不及,無法作戰。

我已不看診,N95於我無用,若將其掛網高價販售,是發國難財的低劣行徑,吾人不屑為之。

我聯繫了十來位隸屬一線科的醫師友人,告知我可以(每人)寄一盒N95給對方,連宅配費我都不讓對方出,在大醫院任職的朋友,大多委婉稱謝,告知醫院有足夠的戰略醫療儲備,請我轉贈其他診所醫師。作者書中固然提及「許多(新冠肺炎)防疫良好的亞洲國家,從之前的SARS和MERS疫情中記取教訓,確實建立了大量的關鍵設備儲備」,但不同醫院的戰備水位,還是有程度上的差異。

不只N95,一般外科口罩,都讓美國及世界各國為之頭疼。

誠如作者書中所言「許多國家真正擔心的不再是仰賴外國的問題,更多是害怕自己太仰賴中國。」然而,作者也提及,「擔心大量產品供應集中在單一國家的問題,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就已存在。」

除了美國,歐洲也想趁此機會與中國脫鉤,多元化自己的供應鏈,一大重點是:「希望阻止中國利用市場力量實現地緣政治目的。」作者提出可以「將工廠轉移到其他生產成本低且無須擔心大國政治的地區,如越南、孟加拉或羅馬尼亞。」


短鏈供應的奉行者:捷安特


三年前,捷安特關了中國成都廠,把產能轉移到台灣與歐洲。

在那前後,捷安特杜董表示:「一個中國供應全世界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未來應該在靠近市場的地方生產」,這是她的「短鏈供應說」。

疫情之後,札卡瑞亞分析,多元化供應鏈能分散風險。

疫情之前,早把短鏈供應奉為圭臬的捷安特,贏得毫不僥倖。


博學而深情的札卡瑞亞,想弭平世間的煙硝


札卡瑞亞對這個世界,博學而深情,其呼籲世人若聆聽,一定可以逐步弭平四起的煙硝。

譬如〈大眾應遵從專家建議,專家應傾聽大眾意見〉的章節,點破了一些人在「體現恐怖的無知主義」。誠如作者所說,醫師和科學家都「必須遠在情況尚未明朗之前,就做出非常重要且影響深遠的決定」,作者倡導,如何讓大眾(在面對瘟疫前)更信任專家?很可能是需要讓大眾理解科學的原理。愈多人理解科學,招搖撞騙的術士或是政治狂言就愈起不了作用。

作者提醒,真誠溝通的專家,聽者可以感受到真誠跟道理。

道理對了,專家態度若高傲,會讓人聽不下去。

本書精彩豐富,談全球化,也談都市化;談危機,也談契機,談病,也談人。

標題的提問,你的答案是愈來愈無力,還是在各個面向,舉世愈來愈有本事因應瘟疫?

這個答案,因國家而異,因當政者而異,《後疫情效應》一書,給了詳解,也提出重要的反思跟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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